重访新加坡

作者：陈沸

（一）

2010年4月20日至4月26日，笔者前往新加坡访问与考察。除访问SIAC（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简称）及新加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——Allen and Gledhill（艾伦格禧有限责任合伙律师事务所，成立于1902年）外，笔者更多的去关注这个花园城市国家的点滴，也正好与笔者的参政议政调研课题《关于打造国际宜居城市的建议》相契合。因为新加坡刚蝉联“亚洲人最理想的居住城市”（由ECA International评出），其参考指标包括：气候、医疗服务、房屋与相关设施、社交网络、休闲设备、基础建设、个人安全、政治气氛及空气质量等。

笔者曾于15年前在新加坡学习生活过一年。当飞机降落在樟宜机场时，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。我自拿到行李至出租车候车处只有几步之遥，顺利下榻在预先在网络上预定的酒店。只是一路上下起了暴雨，但到酒店时，暴雨已过，却毫无积水，显示城市排水设施强大的功力。新加坡位于赤道附近，为热带雨林气候，下雨则是家常便饭。

临晚间，我打车去balestier road（马里士他路）的黎记海南鸡饭，这间店全球出名，更是因为在此店楼上我与许多中国学生租住过三个月。只是那天的晚餐没有十五年前香，我不由得想起中学的课文《芋老人传》，煞是悲壮。

饭后，前往世界十大街道之一的Orchard road（乌节路），发现又开了好多新店，如在邵氏大厦对面的Ion，给我最大的感受，无论购物，抑或搭乘地铁，都井然有序。难怪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小康给出的评语：新加坡的和谐不仅体现在种族与宗教方面，还包括人与自然及政府人民间的和谐。这给正在打造和谐社会的国人，是绝好的借鉴。

我在乌节路的书店里买了华文版的《李光耀回忆录》，回到酒店，就如饥似渴地研读起来。对这位亚洲杰出的领袖，我存有好感。李光耀资政(原总理)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离不开英国剑桥学法律且担任过执业律师的背景，他主张严管重罚，“Singapore is a fine city”（新加坡是个罚款的城市）便由此而来。他在书中述道：“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，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。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…..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，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，我不相信这一套，这不符合我在战前、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。”我不由想起，中国有法律学者提出废除死刑。我认为，现阶段的中国，若废除死刑，社会必将乱象，我们会经过很长时间的转型期，我们必须正视现实。

我去新加坡前一个周末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刚在NUS(新加坡国立大学)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，为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主持开学典礼，他说：“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，不仅是因为新加坡和中国有良好的关系，新加坡愿意真心地帮助中国的发展、帮助中国培训领导干部，而且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为。”（摘自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2010年4月21日第11版）新加坡在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，是通过建立与维持适合自己的独特制度，在面对各种挑战之际，不断地自我发现、自我革新。这一点，尤其值得中国各级领导正视。

（二）

新加坡的成功再次证明炎黄子孙是不赖的。李光耀先生曾担心：“在居住着一亿多马来印尼回教徒的三万个岛屿的群岛中，我们的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。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。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？”事实上这样的担心最终被李先生的睿智所改变。他们的祖先原先几乎都是我国广东、福建一带的贫困村民，靠中国人特有的勤奋与适应性，建立起一个优质的国家。

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问题多多的当今中国，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，一切将迎刃而解。

新加坡的经验是，对于无论是种族、宗教、文化或语言都存在多元化的情况下，政府旨在维持稳定与和平的大环境下公平施政，让它划出一个把宗教观点和社会价值观作为参考的世俗空间，适应现实与实际需要，并且能保障国家与人民的利益。

新加坡最富特色的“政府组屋”，相当于我国的保障性住房，大约占80％的比例，真正做到居者有其屋。我的同学夫妇，分为教师与会计师，月入大约10000元新币（约合人民币50000元），五房式（大约建面130平方米）的房子只需200多万人民币，每月还贷1500元新币，丝毫不影响生活质量，且五年后可上市。当他们在乌节路的日本料理店请我吃饭时，谈及中国的房价，表示难以理解。

有一件事不得不提，即新加坡已开设赌场，无论是位于圣淘沙的名胜世界及刚开业的滨海湾金沙，盛况空前。笔者前往名胜世界考察，发现外国客人凭护照免费进入，而新加坡人则需门票100元新币，起先甚为不解。后来当地的媒体终于揭开谜底：“开设赌场，要赚的是外国游客的钱，国人应该做的，仅仅是分享经济果实，通过赌场分得好处，并非送钱给赌场。国人必须掌握好这把双刃剑。”在这个资源小国，要取得经济增长，开设赌场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但他们是在反复权衡利弊后作出的决定。当然政府还采取了系列的配套措施。

以我之见，中国要学新加坡的东西实在太多，不管是政府要学，民众更要学。我们是否从点滴做起，包括但不限于如下“点滴”：出入电梯、巴士先下后上；百分百地车让人；公共场所的有序排队；乐于助人；礼貌用语；多吃简餐少吃大餐。对于车辆拥堵的问题，他们基本采用高峰期加收35％拥堵费进行调节。新加坡马路上基本没交通警察，更没有行政执法人员、协管员之类，但仍井然有序，这一点尤其值得国人反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三）

1995年12月19日晚，当我乘坐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新加坡时，被那里的一切所震撼，尤其看到樟宜机场内漂亮的绿化。去市中心的路上，深感与当时的中国差距颇大。在国外学习一年，课本上的东西没有给我带来太多改变，而是身边的人对事物的理解、对生活的态度让我有很多触动，以至于我的想法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，受用终生。

如今，国人对出国习以为常，尤其是各级领导。当然以坐着“红眼航班”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为主，其实此种类型的出国无法真正体味先进国家的真谛，何况还须忍受导游的“强迫性消费”。

这次出访新加坡，我已没有特别的感觉，总觉得这个国家十五年来变化不大。其实，我细心留意当地媒体及与朋友交流，还是得知新加坡变化很大。问题是，这十五年，上海或杭州，已今非昔比。杭州，正在打造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。杭州的美，让我十分感谢王书记。上海，当我在电视上观看世博会开幕式时，浦东的建筑已不逊于新加坡的Raffles  place（莱佛士坊，举世闻名的国际金融中心，气势恢宏）。而且，我敢预言，不远的将来，肯定赶超。当然，每当与朋友、同学或的士司机聊天，最不是滋味的是，他们认为中国人是有钱了，但素质有待商榷。新加坡人则普遍认为，优雅需要几代人的造就，而不能以金钱来衡量。

赴STAC（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）访问，受到了中国区主任葛黄斌教授的热情接待，他耐心地向我讲解了仲裁中心的功能、管辖及法律适用等问题，在此向其表示衷心地感谢。访问位于Raffles  place的Allen and Gledhill，市场部发展部经理SUZANNE  VOO与Partner（合伙人）霍嘉恩分别接待了我，陪我参观且向我介绍了这家成立于1902年的新加坡最大律师事务所的相关情况，及商谈建筑房地产法律服务方面合作的空间。最大的感受，中国的律师任重而道远，使我看到了离真正国际化的差距。另外，我还走访了政府组屋区的子佳律师楼（靠近East coast东海岸），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办事处，当然这在国内不允许，但功能上类似于我们的社区律师，处理一些简单的案件，如婚姻家庭、继承、交通事故等。

临回国的前一天晚上，受我好友——新加坡最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郭亮之邀，参加一年一度的红星大奖颁奖典礼（类似于香港的金像奖）及典礼后的庆功宴。因我处在贵宾席，故与副总理及国防部长张志贤先生相隔不远，见他和蔼可亲，频频向民众致意。值得惊奇的是，似乎没有特别的安保措施。当晚，国人熟悉的艺人范文芳、李铭顺、林俊杰等悉数到场，港台地区捧场的有杜可风、米雪、赵又廷等。好友郭亮担任当晚司仪，并再次获最受欢迎十大男艺人，向他表示祝贺。这与他十六年前离开上海到达新加坡后的辛勤耕耘，密不可分，如今已成为新加坡年轻一代的优质楷模。

让我在乌节路做足底按摩时，一位新加坡智障人士的一番话，作为本文的结尾：“只要人民过得好，每个人有吃有住，不要乱，就可以了。十根手指都有长短，领导人非圣人。乱了，人民生活便遭殃了。”（原话录于我的iphone手机）

注：本文首发于杭州市政协网站——委员博客专栏

作者陈沸系杭州市政协委员，上海建纬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主任、首席合伙人